當前，國內許多智庫都在積極推進開放創新平臺建設，試圖通過更大范圍整合資源，更廣空間拓展網絡，提升自身政策研究能力和決策咨詢質量。

我此次訪學所在的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以下簡稱“肯尼迪學院”），既是世界頂尖的公共政策研究教學機構，也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知名智庫之一。

赴美之前，我就在想，作為一名國家高端智庫的研究人員，短暫的訪學交流，不能僅僅拘泥于深入某一具體專業領域，既然身臨其境，還需要多找機會廣泛參與、互動學習，通過相對近距離的觀察，了解美國智庫在建設開放創新平臺建設、做好政策咨詢研究方面有何可取之處？

帶著這一問題，訪學期間，我拜訪了肯尼迪學院的部分研究中心并參與了一些特色智庫交流活動，并結合“開放”“創新”“平臺”這三個關鍵詞，形成了三點初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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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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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鹽鐵論》中曾云“多見者博，多聞者智，距諫者塞，專己者孤”。對智庫建設而言，廣開言路同樣是智庫開放創新平臺建設的重要舉措之一。

但事實上，真正做到“開門辦智庫”并不容易，既需要有“開門”的切實行動，更要有“開門”的心態與胸襟。

在我看來，肯尼迪學院就很善于通過設計“場景”來支撐其智庫開放活動。這從每日發布的活動布告就能夠看出來。

工作日期間，學院從早九點到晚七點，幾乎每天都會有七八場各種類型的交流和研討活動。而在人員組織方面，我初步統計了一下，以9-10月份為例，近一半以上的活動主角并不是肯尼迪學院甚至哈佛大學的專家學者。

在學院教室、會議室、報告廳等場所，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負責人、各國現任或前政要、跨國公司高管、知名專家學者輪番登場，不僅擔當演講或評議嘉賓，有的還“喧賓奪主”直接做主持人，“非哈佛”“非肯尼迪學院”的色彩非常突出。

而推動這一系列實踐的理念則來自于其成立以來就堅持的辦院宗旨，即全球的開放交流與合作，能夠為研究人員帶來更加貼近真實世界的經驗和觀點，并更好地傳播成果和提升公共政策影響力。

相對于對外開放而言，智庫的內部開放往往在實踐中更容易被忽視。肯尼迪學院很重視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一致性。

學院與哈佛商學院、法學院、神學院、醫學院等共同開設學位課程，聯合開展了關于組織行為、政府領導力、醫療改革等一系列研究項目，院內各中心的合作也非常頻繁，通過共同“辦活動”和“出成果”，推動智庫思想交流、信息交互和人員交往。

無論是院長還是研究行政人員，在報告和發言中都很突出community（團體）的觀念，強調共同性和歸屬性。在共同的community（團體）里，學院是哈佛大學的組成部分，院內各中心亦是學院的一份子，對內開放是提升學院凝聚力和行動力的內在要求，也成為了增強學院內部人與人之間聯系溝通的重要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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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結果和創新過程一樣重要

智庫作為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的“智囊團”，“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通過思想和理論創新，不斷形成能夠解決新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辦法，影響決策、傳播知識、引導公眾，既是應有之義，同時只有如此方能“名符其實”。

肯尼迪學院創立之初，就因其與政府的緊密聯系而具有濃厚的智庫色彩，其使命也明確為改善公共政策和領導力，應對政府面臨的各類挑戰。

目前，學院已經成為美國重要的公共政策教學機構、政府人員培訓基地和智庫研究機構，圍繞保護國際安全與自由、加強民主、促進社會正義和人權、提高經濟福祉、提高可持續性、優化公共領導和管理六個方面，承擔了大量的政府和社會研究課題，形成了一批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和宏觀決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不過，在訪學交流期間，令我感觸最深的還是這些創新成果產出的過程。

我曾經參加了一次關于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對經濟社會影響的討論會。盡管只有不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但到場的三位嘉賓各執一詞，有講正面影響的，有談負面作用的，還有“有備而來”，提前設計好小程序請現場參會人員直接掃碼投票表達觀點的，唇槍舌戰，十分熱鬧。場內聽眾也不時拋出一些我們通常認為“下不來臺”的問題，會場氣氛“火藥味”十足，直到會議結束，我也沒有聽到明確的會議總結。

對此，我頗感奇怪，就請教主辦方的一位教授，問他，“這樣的討論是否成功”“最后怎么沒有會議結論”？

他當時的回答很簡單，“有人真正參與討論了就算成功。至于會議成果，每個人在討論中有所啟發會更重要，也許聽眾里的某個學生未來就會有成果”。

這樣類似的討論、交流很多，比之更為激烈的觀點和政策辯論也并不鮮見。我時常在想，經濟學上講，創新的收益最高，學習的成本最低。智庫擁有具備顯示度的創新成果固然重要，但長期的學習互動過程同樣不能忽略。

特別是很多這樣的過程短期看似并無直接效果，并不能迅速形成智庫“產能”，但如果能夠形成智庫創新的“土壤”，營造良好的智庫創新生態，孕育下智庫創新的“種子”，長久來看，對提升智庫的“投入-產出”效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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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平臺和非正式平臺一樣重要

“中心多”是肯尼迪學院的一大特色，而各有所長、互相支撐的各類中心、委員會等內部機構也是肯尼迪學院的重要智庫平臺。

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國際理事會卡爾人權中心、咨詢委員會、全球發展理事會國際發展中心、公共領導力中心、馬爾科姆·維納社會政策中心、肖倫斯坦媒體、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陶布曼州和地方政府中心等都聲名遠揚。

這些正式的公共政策研究平臺，不僅是智庫重要成果的策源地、智庫人才的培養基地，還是新興研究平臺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如我所訪問的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研究中心，上個世紀80年代就一直開展創新與民主治理之間聯系的研究，已經成為哈佛大學研究和參與美國和世界各地民主和民主治理的首要平臺。

同時，該中心還與彭博慈善基金會合作，創建了彭博哈佛城市領導力計劃，自2017年起已與全球465個城市的2271位市長和524名高級城市官員開展合作，并后續組建成立的彭博城市中心，在推進世界各地城市的領導力和管理教育方面成效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正式的平臺在推動智庫開放創新的過程中同樣引人矚目。

比如，肯尼迪學院圖書館組織的“編程+披薩”（Programming+Pizza）項目，主要是用于培養計算研究技能的協作空間，通常在下午5—7點舉行，其宣傳目標明確注明是一起學習（也吃披薩），并配合“數據破冰船”活動，成功解決研究中編程問題的人還會贏得一個小獎品。

“數據甜甜圈”（Data+Donuts）學習和討論小組，從海報設計到活動組織，都在“喧賓奪主”地強調美味的甜甜圈和咖啡，實際上是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下，討論大數據技術在學術和政策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類似眾多形式多樣、機制靈活的各類研究小組，作為智庫研究的非正式聯合體，更加突出小型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色彩，形成了智庫研究的“微”平臺，為不同領域、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智庫研究人員提供了互動平臺，也為各類“奇思妙想”的現實解決方案提供了輸出渠道。

這些非正式平臺的差異化特點和功能，與正式的中心互補互惠，共同組成了兼容嚴肅與活潑、秩序與活力的智庫開放創新的“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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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趙崢，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委派，于2023—2024年前往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學半年。

編輯：陳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