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城市規劃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曾在其經典著作《城市文化》中提到，城市既是人類解決共同生活問題的一種物質手段，又是記述人類共同生活方式及其所孕育文化的一種象征符號。

縱觀中外城市發展史，無論是快速城鎮化發展階段還是城市存量更新時期，是否能夠保持城市文化傳承賡續？是否能夠更好地推動城市文化創新？都是影響和評價城市發展質量、城市生活品質、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

作為美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和美國獨立戰爭的發源地，波士頓擁有眾多歷史文化遺跡，承載了許多經典的美國“建國故事”，其市區內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更是久負盛名。近年來，我在國內參與了不少城市更新和文化發展的項目，四處調研交流，也形成了一些心得體會。

通過此次訪學，也希望能夠多了解一下美國城市文化傳承創新的情況，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些積累和準備。所以，訪學期間，我有計劃地或單獨或陪同師友，多次前往這條長約四公里的歷史走廊，并盡可能到相關檔案館和博物館了解沿線歷史遺跡的詳細背景，對“自由之路”的文化傳承創新故事，經歷了一個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并對如何促進城市文化傳承創新形成了一些簡單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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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風貌”。

城市文化能夠被記憶和感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物理形態的遺跡是否能夠得以整體保存并充分展現。波士頓“自由之路”始建于1951年，由一條紅色的磚道連接而成，囊括了市中心17—19世紀的16處重要歷史古跡。初看上去，“自由之路”沿線上的建筑與歐洲大陸城市更為悠久深厚的歷史相比并不突出，單體建筑的風格也沒有特別恢宏壯觀。但只要沿街漫步其中，很快就會有一種“沉浸式”的別樣體驗。

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線串點”的設計更加突出地表現了城市歷史風貌的整體性。如果我們仔細瀏覽地圖可以發現，實際上波士頓的歷史遺跡呈點狀分散在城市各處，許多歷史地標本身是相對“碎片化”的，缺乏自然集聚的特征。

而“自由之路”的設計主動規避了這一直接影響文化感知的問題。創造性地用一條紅磚步道串聯了這些歷史地標，通過細致的線路設計和標識，將教堂、公墓、公園、碼頭、名人故居和歷史標記等形成了聯動效應，從物理上形成了相互聯系的城市文化遺跡群落，并集中加強了居民和游客對歷史文化事件的心理認同。

另一方面是“原汁原味”的保護更加突出了城市歷史風貌的真實性。與一些城市熱衷于“修舊如新”“推倒重建”相比，波士頓“自由之路”上的歷史遺跡顯得更加陳舊和滄桑。這些被展示的遺跡，除了必要的保護和修復外，大多數幾乎沒有任何重新創造或重建，這不僅為我們接觸和認識城市歷史文化，提供了直接和真實的感受窗口，也有助于實現歷史遺跡和城市記憶的高度融合，凸顯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蘊與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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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融古今”。

城市文化的發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演進的過程?；厮輾v史，波士頓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經濟中心，其自身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也非常迅速。在這一進程中，一些重要的歷史遺跡也曾被拆除。

如在“自由之路”線路范圍內，位于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左翼的約翰·漢考克的宅邸就在其中。約翰·漢考克是美國開國元勛，曾擔任過大陸會議主席、馬薩諸塞州兩任州長。由于他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的華麗簽字，至今在美國“John Hancock”還是親筆簽名的代名詞。他的宅邸的拆除被視為是波士頓文化的重要損失。痛定思痛，波士頓社會各界開始重新審視城市文化與城市建設和改造的關系。

其中很重要的組織措施之一，就是于1964年成立了自由之路基金會，致力于支持歷史遺跡的保護、修復和資本項目，最大限度地減少或減輕波士頓珍貴文化遺跡被人為損壞的不利影響，并通過各種旅游服務和活動、教育計劃以及營銷和公共關系工作來推廣和幫助保護自由之路。

同時，“融古今”并不意味著一味求“古”或“厚古薄今”。就波士頓而言，更多的是在“融”上著手，避免因古今建筑形態、風格、色彩、空間分布等的割裂，造成城市文化的隔離和斷裂。其中，特別注重加強城市宏觀規劃與微觀區域設計，通過城市整體規劃和社會廣泛參與，促進歷史文化遺跡與城市干道、濱水步道、商業街區、居民社區等其他景觀帶自然銜接。

同時用口袋公園、名人雕塑、文化標識等，做好波士頓城市文化景觀系統的“微鏈接”，提升城市文化的可達性和可接近性。通過這些舉措，既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現代景觀對傳統文化遺跡的視覺壓迫與沖擊，也為現代建筑增添了更加濃厚的文化色彩，展現了波士頓在歷史進程中蓬勃發展的生機和活力。今天，當我們從市中心的美國最古老的公共公園——波士頓公園走到查爾斯頓的邦克山紀念碑時，整條“自由之路”上的歷史遺跡與新的城市景觀并無太多“違和感”，更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是在時空中穿梭，感受歷史與現代文化的交錯與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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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賦活力”。

城市文化傳承創新的關鍵在于釋放和激發文化的活力，要使歷史文化走入城市真實的生產生活中?！白杂芍贰弊鳛椴ㄊ款D最著名的文化品牌之一，1953年時每年就有4萬名游客參觀游覽。目前，“自由之路”每年吸引了超過400萬名的游客，并為波士頓酒店、旅游、餐飲和教育等領域創造了眾多就業機會。

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和“自由之路”發展的定位高度相關。其在建設之初，就明確了服務對象的雙重屬性，既服務外來游客，又服務常住市民，讓所有被服務的目標群體都能夠感受波士頓文化的魅力并通過城市文化的發展獲益。

“自由之路”沿線各類業態交錯分布，并在部分歷史建筑中也植入了現代服務功能。這些圍繞市民生活、旅游休閑等實際需求的各類特色小店、餐廳、咖啡館匯聚著當地居民和外來游客，為傳統的文化遺跡注入了新鮮血液。

例如，“自由之路”上建于1718年的舊街角書店，曾經容納了許多書商和出版商，出版過梭羅的《瓦爾登湖》、霍桑的《紅字》、朗費羅的《保羅·里維爾的午夜騎行》、奧爾科特的《小婦人》、比徹·斯托的《湯姆叔叔的小屋》等大批名著，現在就是一家具有濃厚文化氣息的餐廳。

再如建于1742年的法尼爾廳與昆西市場，歷史上就是會議演講和購物消費的地方，目前仍然沿襲了這些功能，匯集了大量本地商店、街頭藝人、頂級餐廳、休閑酒吧，成為了區域重要的娛樂、購物、休閑樞紐之一。

我們看到的“自由之路”，不是依靠“硬規劃”圈出來的單純針對外來游客的文化體驗區或有運營時間的景區，而已經成為了充滿活力的城市組成部分和復合功能體，其展現出的勃勃生機和持續燃起的人間煙火氣，使得其歷經滄桑卻仍然保持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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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趙崢，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委派，于2023—2024年前往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學半年。

編輯：陳瑾